美女與獨角獸

2014年的一天，一位金發美女走進舊金山藝術宮的TED錄影棚，喬布斯式的黑色高領毛衣，外加一件西裝外套。她叫伊麗莎白?霍爾姆斯（下文簡稱霍女）。

面對觀眾，霍女用沙啞的女低音講了一個故事：她親愛的叔叔迪茨在被診斷出患有晚期皮膚癌后，只活了18個月，她甚至沒來得及跟他道別。

“他住在弗羅里達。小時候，每年夏天我都去他們家度假。我還記得他教我玩橄欖球。”

霍女宣稱醫學界需要一次創新，來挽救她叔叔這類病人的生命。如果他們家里能有一臺日常血液檢測儀，定期將結果傳送給醫生，那么病情就能早些被發現。

傳統的血液檢測不僅需要患者親自去醫院，而且抽血的方式相當粗暴，給許多孩子的童年留下心理陰影。

她從西裝口袋里掏出一個U盤大小的微型試管，她所創立的Theranos的產品。

“只需要刺破指尖，滴幾滴血，放進我們的愛迪生血檢儀中，你就可以在家進行200項血液檢測。不久，我們將會達到1000項！”

此時的霍女已經拿到7億美元融資，還有更多的熱錢在追逐她。

接下來的一年，霍女成為硅谷的寵兒，霸占許多媒體的封面，被冠以“女版喬布斯”的稱號。她的公司Theranos估值達到90億美元，被譽為科技“獨角獸”。

而有人已經悄悄盯上了她。

身世不凡

這個人就是約翰卡雷羅，《華爾街日報》科技記者。

2015年2月，正在等待靈感的卡雷羅接到朋友亞當的電話。亞當是個醫學博客的作者，他問卡雷羅是否看過近期《紐約客》的人物稿《血液，更簡單》（Blood, Simpler）。卡雷羅看過這篇文章，講的是一名叫伊麗莎白?霍爾姆斯的女企業家的故事。

亞當問他，是否覺得有些不正常？

卡雷羅覺得霍女在講述技術細節時，似懂非懂，如同高中生般幼稚。她這么形容自己的發明：“血液和反應劑在機器中進行化學反應，產生出某種信號，我們把信號轉譯成結果，發送給我們公司的專業人士核查。”

亞當同意卡雷羅的看法。幾天前，亞當就報道中的疑點寫了一篇博客，引來了幾個Theranos內部人士的留言，聽上去這個公司內幕驚人，超過他的想象。

亞當建議卡雷羅關注下這件事。

放下電話，卡雷羅做了一番調查，發現霍女身世不凡。

霍女1984年出生在華盛頓，后隨父母移居休斯頓，她是家中長女。父親曾在政府機構和企業就職，人脈橫跨政商兩界，并將鐵腕風格和野心灌輸給了長女。

霍女五歲那年，有人問她：你長大了想干什么？

她說：我要成為億萬富翁。

“難道你不想成為美國總統嗎？”

“我要成為億萬富翁，然后嫁給美國總統。”

2001年，霍女被斯坦福大學錄取，就讀化學工程專業，她打算拿到博士學位。

2002年，她在新加坡參與一個SARS病毒研究的項目，負責患者的血液檢測。次年，19歲的霍女從斯坦福大學的化學工程專業退學創辦Theranos，一個血液檢測的初創企業，啟動資金來自她的學費。當年她發明了一個藥物傳送裝置，并申請了專利——這應該是她血檢儀產品的原型。

她的idea是：患者只需要刺破指尖，用試管接幾滴血，就可以在家完成日常的血液檢測。

這是一個白富美女學霸的勵志故事。

成功密碼

卡雷羅很快聯系上幾個爆料者，他們都是Theranos的前員工。

一圈訪談下來，卡雷羅證實了自己的預感，霍女的產品研發并不如人們預料的那么順利。

現有的血液檢測之所以繁瑣，是因為血液檢測依賴化學反應，而一種試劑往往只能對應一個項目，要檢測多個項目，就需要多份血液。此外，化驗需要專業醫生操作，這又需要患者耐心等待。這一切讓血檢設備復雜而昂貴。

如果想創造一臺大眾版的血液檢測儀，就必須對血液檢測的原理進行創新。霍女并沒有這樣的能力，她只上了兩個學期的大學化學課程。她企圖將傳統的血檢流程壓縮到一個打印機大小的設備中，并將血液的劑量縮小到區區“幾滴”，可以裝進那只被她捏在指尖的mini試管中。但沒有一次實驗成功。

霍女并沒有被失敗擊倒，她和公司CEO巴爾瓦尼（也是她同居男友）找到另一條路：偽造血檢結果。盡管他們知道公司已經通過合作伙伴對公眾開放血檢服務，錯誤的結果可能傷害無數人的健康。

卡雷羅將手中的材料拼貼起來，發現了霍女的成功密碼：

會講故事

一個便攜式的血液檢測儀的確可以震動醫療行業。如果一切成真，醫生能實時監測病情，病人能免去奔波之苦，讓普通人有把握及早發現自身病情。霍女有可能成為醫學界的喬布斯。

所有聽過她演講的投資人，都不會忘記她聲情并茂的PPT講解：她一邊用湛藍的眼珠直視著你，一邊告訴你她小時候如何害怕抽血，還有她叔叔早逝的故事。

你會相信，這起碼是個了不起的Idea，還會對這位斯坦福輟學生生出幾分欽佩。如果想象力豐富，你腦子里還會出現這些名字：史蒂夫?喬布斯、比爾?蓋茨、拉里?埃里森。

在TED的演講中，霍女再次搬出這些故事套路，面對普通觀眾，效果也很好。

如果你對她的產品有所懷疑，打算調查下她的公司，很快你會發現：許多比你更聰明的人已經為她背了書。

過硬的政商關系

自從霍女認識了里根時期的國務卿舒爾茨后，她就打入了美國離休白人老干部的朋友圈。

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、舒爾茨，前國防部長佩里、馬蒂斯，前參議員福利斯特，前富國銀行CEO科瓦切維奇……這些有權勢的白人男性紛紛被她打動，加入到公司的董事會或投資者的名單中。對于年齡如同自己孫女的企業家，他們既憐愛又欽佩。

霍女在政商圈的社交手腕可能來自她的家庭。她父親常與華盛頓的政客打交道，她母親也曾經在國會委員會工作過。家庭背景加個人魅力，霍女很快就搞定這些人，將他們與Theranos進行利益綁定。

對信息的絕對控制

在發現新型血液儀的研發多次失敗，這個Idea恐怕只能永遠停留在自己腦中后，霍女明白，如果信息外泄，她的公司將面臨滅頂之災。于是，她控制了公司信息的流動——從這一刻起，Theranos徹底敗壞成了一個精心設計的騙局。

在霍女統治下，Theranos有著五角大樓般的保密措施。

在Theranos，即使是部門主管，對其他部門的工作也一無所知。所有信息都直接匯報給霍女和CEO巴爾瓦尼。IT部門對員工的電腦進行嚴密監控，擅自用私人信箱轉發郵件者，會立刻遭到警告。

對可能散布負面信息的離職員工，公司律師會不定期加以威脅。

霍女甚至逼死一位老科學家——公司首席科學官，后者曾打算利用法庭作證的機會，將公司的造假內幕公之于眾。

同時她聘請頂級的公關公司，為公司的產品、官網和個人形象進行包裝。在后期，她花在企業和個人品牌建設上的精力，超過對研發、運營的關注，她不惜花重金請來為蘋果操刀iPhone產品發布的公關公司。

這一切讓她在2013-14年不斷登上媒體頭條，包括CNBC、《紐約客》，還有卡雷羅效力的《華爾街日報》。Theranos的估值也上升到90億美元，成為風口上的科技公司。

造假

霍女的初心是創造一款革命性的血檢儀，但用一位她在斯坦福的老師的話來說，這像是一個來自27世紀的故事。

在造假這件事上，霍女不需要任何人教她。她購買了一臺西門子的血檢儀——她最初的革命對象，用來檢測walgreens的線下網點送來的血樣。而霍女跟合作伙伴吹噓的是，將用自己研發的愛迪生血檢儀來檢測。

更可怕的是，由于她固執地要求只能從患者身上采取小劑量血液（這是她創意的核心部分），導致血量不足，員工只能對血樣進行稀釋，導致結果失真。

關鍵證據

卡雷羅細細品味著霍女的黑材料，遇到了一個問題：1. 那些采訪對象都要求匿名；2. 他們無法提供如電子郵件這樣的證據。

他知道，自己的報道如果證據不過硬，Theranos一定會奮起反擊，說不定霍女會偽裝成一個受害者，為她的傳奇再添上一筆。

卡雷羅發現，前員工們接受采訪時，精神緊張，仿佛受過驚嚇。很快他知道了原因：他們在離職之前都被迫簽署過嚴格的保密協議，不許對任何第三方談論起這段工作經歷；霍女的男友還威脅要起訴他們，這將毀掉他們在醫療行業的前途。

這時，一位名叫泰勒?舒爾茨的年輕人站了出來。他的爺爺是Theranos的名人堂成員：前美國國務卿舒爾茨。泰勒正是在爺爺的介紹下進入Theranos。這位“官三代”年輕而單純，當他發現霍女和她男友要求員工違法操作時，他數次表示反對，最終與霍女大吵一通后離職。

泰勒很快就吃到一頓永遠難忘的圣誕大餐。

他們家有一個傳統，每年圣誕節在老舒爾茨家舉行一次全家聚餐。這一年圣誕節，當泰勒到達時，發現三個不速之客：霍女跟她的父母。霍女假裝若無其事地與泰勒打了個招呼，隨后的時間，霍女在餐桌上與老舒爾茨談笑風生，她吐出的每一個單詞都像一記耳光，打在泰勒的臉上。他知道，這是霍女在展示自己的“硬核本色”。

霍女對老年男性有著不可思議的吸引力，她成功地將老國務卿洗腦了。

泰勒向記者卡雷羅拿出郵件證據，證明霍女和CEO巴爾瓦尼參與造假，在明知違規的情況下，依然向患者提供血檢服務。

就在卡雷羅為調查進展興奮不已時，他收到了一封公關公司的來信，該公司自稱代表Theranos，問記者有什么需要。顯然，霍女已經知道《華爾街日報》正在調查自己。

卡雷羅申請對霍女進行一次采訪，公關經理答應幫忙安排，但遲遲不見動靜。他不露聲色地去了趟西部，體驗了一把Theranos革命性的血檢。結果的確不靠譜，Theranos造假坐實。但霍女仍然在頻繁地在媒體亮相，CBS早間新聞、CNBC的節目、CNN的人物秀。她在高調示威：“我不會被輕易打倒。”

卡雷羅再次通過公關公司發去采訪邀請和提綱，地點改在紐約《華爾街日報》總部。Theranos答應了，他們知道卡雷羅手里有一些東西。

一場大戲要開場了。

紐約對決

然而霍女并沒有出現，她向紐約派出了一個強大的代表團，華爾街“王牌律師”大衛?博伊斯，前希拉里助手、Theranos法律顧問海瑟?金，其他兩名律師，兩名公關人士，和Theranos生物技術團隊主管丹尼爾?楊。

在他們的對面，是主角卡雷羅，一名編輯、一名《華爾街日報》的法律顧問。

律師們在落座前，將兩支錄音筆放在桌上，他們已經在準備未來的法律訴訟。

海瑟?金開口了：“我知道你的線人是一個名叫泰勒的小伙子。”

卡雷羅不動聲色。

博伊斯手里拿著采訪提綱：一共80個問題。他和藹地說：“我特別想逐一回答你的問題，好讓你相信，這里面根本沒什么故事。”

正當卡雷羅打算問第一個問題時，一旁的金突然變了臉色：“我們不想讓你公布我們的商業機密。”

很顯然，他倆在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。

代表Theranos接受采訪的只有丹尼爾?楊。這位麻省理工畢業生顯然被調教過，他以“商業機密不便透露”為由，對核心問題避而不答。

卡雷羅問：“如果你們不打算接受采訪，為什么要來？”

博伊斯笑了笑，說他們愿意把Theranos的核心機密和盤托出，前提是記者簽署一份保密協議。

這場誠意不足的采訪并非一無所獲，楊承認存在操作不規范（違反FDA規定），但他表示很快就改正了。他還證實了西門子血檢儀的存在。

采訪結束后三天，一位女線人——Theranos前員工收到一封來自博伊斯的信。博伊斯宣稱，他已經知道她接受記者采訪，那違反了保密協議。如果她不主動向博伊斯坦誠自己的爆料內容，公司只能起訴她。這位女孩跑到朋友家躲了起來，整整一個周末都沒敢出門。

她不是唯一一個收到恐嚇信的線人。

記者卡雷羅明白了Theranos造訪報社的目的：他們想弄清楚，卡雷羅究竟掌握了哪些證據，以便展開滅口行動。

受害最深的是泰勒。這位極具道德勇氣的小伙子發現，自己的家庭也被牽連了。

他的爺爺老舒爾茨接到霍女的電話，說如果泰勒不配合簽署保密協議，承諾不再接受采訪，他將被起訴。

泰勒說自己不簽。此話一出口，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爺爺，這位歷經了水門事件、冷戰的老人驚恐萬狀。老舒爾茨跟自己孫子斷絕了關系。

更可怕的是，線人們似乎被跟蹤了。盡管沒有確鑿證據，但卡雷羅發現，在自己聯系某個線人后，后者就立刻會受到Theranos的威脅。他懷疑他們的郵箱或電話被入侵了。

這一刻，卡雷羅才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頭怪獸，如果不能殺死它，自己和線人都將被一一吞噬。

他不知道霍女手中還有一張底牌。

拜訪老翁

得知爆料不可避免，霍女獨闖龍潭，只身來到紐約的《華爾街日報》總部。但她跳過卡雷羅和采編團隊所在的五樓，直接上到八樓，敲響了默多克辦公室的門。

默多克掌控著新聞集團，是《華爾街日報》的幕后老板。他的另一個身份，是Theranos的投資人。

2014年秋天，在硅谷的一次峰會上，默多克見到霍女。這位84歲的媒體大亨對后者的第一印象相當深刻：她身后跟著一個安保團隊——默多克當天只帶了一個隨從。霍女解釋說這是公司的決定。

這時的默多克正在面臨也許是人生最后一次重要抉擇，如何處理他龐大的資產。而霍女正在為公司尋找新一輪投資。默多克則正在科技領域不斷加大投資，比如，他在Uber發展早期投入的15萬美元，很快變成了5000萬。這更激發了他繼續在科技界押注的興趣。

在老男人面前，霍女似乎天生擁有自己偶像喬布斯的“現實扭曲力場”。他們對她的謊言似乎沒有辨別能力，原因無法解釋。毫無疑問，她的人設迥異于我們熟悉的、打入中國上流社會的田樸珺或奶茶妹妹，倒是她的兇悍潑辣有那么一點像鄧文迪。再加上顏值，輟學創業的傳奇，毫不掩飾的野心，混合出一種誘人的動物氣息，讓老男人們無法抗拒。

這一次，霍女再次得手。

回到紐約，默多克給美國投資圈的哥們打了幾個電話，每個人談到霍女都贊不絕口。他拿出1.25億美元，成為Theranos最大的股東。

幾個月后，當霍女出現在自己辦公室時，默多克耐心地聽她講完對記者卡雷羅的抱怨，她強調爆料有可能傷害到公司——默多克應該明白這意味著什么。

“我相信我們的記者和新聞團隊。”默多克拒絕了霍女的要求。按照慣例，作為集團老板，他不得干預具體的采編業務。

發生在八樓的談話卡雷羅并不知情，他仍然在準備自己的稿件。

東窗事發

2015年10月15日，那一天終于到了。

《華爾街日報》頭條刊登了卡雷羅采寫的調查報道《明星初創公司的掙扎》，揭露了Theranos涉嫌使用第三方血檢儀為患者血檢，且由于對血樣過度稀釋，導致結果失真。

《紐約客》、《財富》等媒體引用了這篇報道。這是個信號，主流媒體開始轉向。在硅谷，Theranos上頭條一事成為當天的熱門話題。

Theranos很快在官網發出聲明，指責報道“事實錯誤，缺乏科學常識，基于心懷不滿的匿名前員工的一面之詞”。

霍女當晚接受電視采訪，否認了一切。

第一槍并沒有令霍女倒下，反而激發了她的求生本能。一周后，霍女甚至如約出席了《華爾街日報》的論壇，她再次公然撒謊，否認公司使用第三方血檢儀。對自主研發的愛迪生血檢儀的質疑，霍女一筆帶過，稱那款產品使用的技術已經過時，公司目前正在研發新產品。

卡雷羅沒有就此罷休，他接二連三發了幾篇后續報道。

霍女在硅谷總部找到一間沒有窗戶的會議室，組建一支作戰部隊，包括律師和公關團隊。她打算跟《華爾街日報》正面剛到底。在內部會議上她將《華爾街日報》稱為“小報”。

在作戰會議上，霍女甚至提出要打性別牌，向媒體透露自己曾在大學遭遇性侵，以博取同情。盡管團隊反對，她還是在接受《彭博周刊》采訪時說了這樣的話：“直到最近，我才知道，作為一個女人，身處這個領域意味著什么。”

她的另一招是把鍋甩給男友巴爾瓦尼，提出分手并要求他辭職。

看起來Theranos將有驚無險度過這次危機，因為卡雷羅的子彈打完了；但《華爾街日報》的調查報道已經在發酵，執法機關無法坐視不管，他們的調查最終讓卡雷羅打出了致命的一槍。

這一擊來自美國醫療監管機構CMS。在《華爾街日報》報道發布前三周，他們就造訪了Theranos的實驗室。在巴爾瓦尼等人的重重干擾下，他們仍然發現諸多不合格之處，要求限期整改。當Theranos的負面報道登上報紙頭條后，CMS的執法人員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，很快再次回訪Theranos在紐瓦克的實驗室，這一次他們在那里整整待了四天。

執法人員被自己的發現震驚了。他們勒令Theranos關閉該實驗室，并將問題寫進了報告中。

得到消息的卡雷羅通過內線拿到該報告，報告證實了他的調查：Theranos在使用西門子血檢儀為患者做檢測，并對血樣進行不合理的稀釋。該報告還指出，Theranos自己的產品愛迪生血檢儀完全不合格，它甚至不能原樣重現自己的檢測結果，給出的血檢報告跟瞎猜差不多。

卡雷羅將這份報告發到《華爾街日報》網站上。第三方的調查報告讓公眾——包括股東、合作伙伴——徹底醒悟過來。

股東起訴霍女和CEO巴爾瓦尼涉嫌欺詐，受騙的患者也紛紛發起訴訟，雪崩終于來了。

Theranos這只曾經的獨角獸被破產清算，霍女得到的懲罰是：股權清零，罰款50萬美元，10年內不得在上市公司任職。同時她還面臨著來自投資人和患者的法律訴訟，以及預計二十年的刑期。

……

當故事結束的時候，霍女那段圈粉無數的TED演講（TED官網已經悄悄刪除）再次被翻出來。網友發現霍女幾乎每一句話都是假的：她跟去世的迪茨叔叔并不親近；她其實是個尖嗓子，但裝成了男性化的粗啞低音，為了符合她的“女王”人設；就連她的頭發也不是真的，她母親的家族來自匈牙利，遺傳給她一頭黑發，被她染成了金色。

思考

以上內幕被寫進2018年出版的一本書《壞血》（Bad Blood），作者就是我們開頭提到的，《華爾街日報》科技類調查報道記者卡雷羅。

卡雷羅曾經兩次獲得普利策獎，他的系列報道戳穿了霍女的虛假神話，更重要的是，拯救了許多患者的生命。

記者在今天是一個毀譽參半的職業。在美國，負責輿論監督的新聞媒體被認為擁有“第四種權力”（在立法、行政和司法之后）。如果記者手中真的握有這種權力，那么我們應該擔心了。

在美國，主流媒體記者的教育背景優于上市公司CEO，那個群體的畫像是：年輕、高知、低薪、富有理想主義。

卡雷羅屬于這個群體，但我們不要忘記，把霍女和她的Theranos捧上神壇的，也是這個群體，其中甚至包括卡雷羅在《華爾街日報》的同事。

一個業余的博客作者通過閱讀新聞報道都能發現的可疑之處，他們卻視而不見，加入到“造神”大合唱中。

從上世紀90年代起，硅谷便在不斷創造神話；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貨幣寬松，讓資本市場更加饑渴地尋找下一個獨角獸，特斯拉、Facebook……這些公司背后的明星創始人的故事被媒體不斷講述、夸大……而一些公司也開始包裝起自己，他們只要創造出幾個概念，媒體便會上鉤。

媒體的另一個特點是：跟風。當某個熱門初創企業有一家主流媒體背書后，其它媒體聞風而來，對采訪對象的吹捧層層加碼。這些記者并沒有嚴肅地核實細節，被同行帶走了節奏。

Theranos丑聞敗露后，只有INC雜志刊登了道歉聲明：“我們也曾為這個騙局推波助瀾。”

根據2015年美國勞動統計局的統計，如今美國在職記者與公關人員的數量比為1：4.6。你每天看到的商業新聞，很可能大多都包含著公關意志，那些前記者們嫻熟地操作著輿論。當在職記者中的一些人開始睜大眼睛，審視報道對象時，發現律師正拿著律師函等待他們。

Theranos這樣的獨角獸在拿到數億美元的投資后，為自己打造了一副堅硬的法律盔甲。

“嚴禁泄露商業機密，否則法庭見。”這是他們干擾媒體采訪的武器。

還記得那個勇敢的小伙子泰勒嗎？他因為爆料而被Theranos起訴，父母為他掏了50萬美元的律師費。如果他們沒有選擇站在兒子背后，《華爾街日報》的報道可能永遠不會發表（因為缺乏有力證據）。泰勒有幸生在一個富貴之家，如果他的父母來自中下階層，恐怕他無法戰斗到底。

說到這，也許我們應該重新思考一下傳統媒體的價值。

社交媒體真的將取代傳統媒體么？

如今在美國，受眾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是社交媒體。同時，社交平臺上的新聞質量也飽受質疑，已經引起了巨大的爭議。

從霍女一案來看，《華爾街日報》這樣的傳統媒體似乎無法取代。

對Theranos最初的質疑來自網絡，但那位科技博客無力對此事進行深入調查，他選擇了喂料給《華爾街日報》。因為他清楚，作為個人，他無法獨立完成一篇無懈可擊的調查報道，更無法承受與獨角獸對抗的法律成本。

而在此之前，社交媒體上也已經有零星的前員工或患者的吐槽，都并沒有引起重視。社交媒體固然可以掀起“metoo”這樣的社會運動，但對于發生在狹小的專業領域的丑聞，當危害沒有擴大之前，社交媒體的個人爆料如同一枚石子投向大海，掀不起太大風浪。

更別說，霍女的公關團隊雇傭了一支網絡水軍，專門監控輿情。

老牌的傳統媒體則不同，《華爾街日報》為調查記者配備了從事實核查、法律咨詢到公關準備的一系列資源，他們擁有強大的品牌影響力與獨角獸抗衡，保證記者的工作不受外界干擾。

我們還可以窺見另一套機制的運作：管理層和新聞采編之間的隔離墻——記者有選擇報道對象的權力，且在他的工作完成前，信息不會對團隊之外的任何人泄露，甚至是集團老板。正是這面隔離墻的存在，讓默多克沒有干預報道。

默多克的股份最后被Theranos以一美元的價格回購，但他用這筆1.25億美元的虧損抵了稅。對擁有幾百億美元身價的他來說，這次失敗并沒有傷筋動骨。

最后一個問題：如果當初默多克投入的是100億美元，他會干預嗎？